当希波克拉底最初使用καρκίνος（古希腊语，原意为“螃蟹”）来描述肿瘤时，不知他能否想象到——两千年后，在许许多多曾让人们谈之色变的疾病已被现代医学逐一攻克的今天，癌症依然每年夺去全球上千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位肿瘤相关领域的学者，他和北大诸多科研工作者共同奋战在癌症分子机制研究的第一线，怀抱着纯粹的热爱与对生命的关怀，持续叩问着这一亘久而艰难的命题。

他是王维斌，在bob登陆网站 医学部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前往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工作。2019年，王维斌从大洋彼岸归来，带领研究生继续在DNA损伤修复和肿瘤领域深耕，为北大医学的科研带来新鲜的血液。

这位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脚步从北大延伸到耶鲁，在研究领域的征途中奋楫笃行。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回溯时，扎实的印记连缀起广阔而深刻的图景。

解谜之旅：从“衰老”走向“肿瘤”

自医学建立以来，人类从未停下与癌症的斗争。不同类型的癌症分子机理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代谢通路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每个节点都等待着人们踏足。在北大，包括医学部、生命科学学院、前沿交叉研究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未来技术学院在内，有上百个课题组的研究方向与癌症有关，他们或专注于机理研究，或聚焦于新靶向药的开发，或潜心于创建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不同环节既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竭尽所能，试图揭开癌症之谜。

王维斌是一位从事肿瘤基础分子机制研究的学者。他与课题组的成员将目光聚焦在DNA分子上，致力于在多个层面上研究DNA损伤的修复机制，关注如何促进修复的准确进行，以确保基因组的稳定性。

这个领域的工作有点像建筑师：研究DNA框架上承载的砖砖瓦瓦，乃至一榫一卯，探寻方寸之间的构造奥妙；并试图效仿自然法则，为这栋楼添加只瓦片砖，以期它能更加坚牢。

王维斌在DNA损伤修复研究领域的征途始于2008年。彼时，刚本科毕业的王维斌来到北大医学部，师从张晓伟教授和童坦君院士攻读硕博学位。研究生期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细胞衰老，关注细胞衰老过程中DNA及其互作蛋白之间发生的变化：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他们抽丝剥茧般厘清一个个细胞因子在衰老进程的调控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现这个庞大的生命网络中微小的一隅的故事。

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王维斌先后在细胞衰老关联因子的乙酰化修饰、类泛素化修饰机制等领域开展了独立的研究工作，并以第一作者在Nucleic Acids Research、Oncogene和JBC等重要期刊上发表文章。然而，在研究生生涯接近尾声时，王维斌却决定更换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要从“衰老”转向“肿瘤”研究。两个领域看似区别颇大，却殊途同归，都旨在从最底层的遗传分子的作用机制出发，去探究生命活动的历程。许多能够促进衰老的机制，恰恰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

关于研究方向转换的原因，王维斌提起了自己学医的初心：他希望真正能为患者做些什么。“我最开始想当一名临床大夫，后来虽然从事了基础医学，终归还是想做一些和临床关系更为密切的研究。”由此，以DNA损伤修复为桥梁，王维斌将工作方向从“衰老”转向了临床上更为关注、也更迫切需要基础研究发展的肿瘤问题。

王维斌以独立通讯作者身份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成果：重要DNA修复蛋白MRE11在SUMO化修饰与泛素化修饰的动态调控下维持稳定，从而调控DNA末端切除的过程，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相关结果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2014年7月，拿到博士学位证书后的王维斌甚至没有休满一周的假期，便孤身一人来到美国纽黑文，在耶鲁大学开启了博后工作。在他的博后聘用合同里写道，若一年之内没有显著进展，第二年将不再续聘，这对实验周期动辄几月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意味着几乎没有试错的空间。异国他乡的生活、新涉足的领域，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

4年半的时光里，王维斌维持着从租住的房屋到学校两点一线的生活，心无旁骛地投身在科研工作之中，完成了DNA同源重组修复领域的两个完整工作，以第一作者身份先后发表在领域内重要期刊Genes & Development、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和Molecular Cell上。这些工作对DNA双链断裂损伤修复中关键酶的互作与调控关系、多种肿瘤相关因子的功能角色及稳定机制进行了详尽的阐明，为DNA同源重组机制的理论发展与模型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博士后期间科研团队，王维斌（后排右一），合作导师Patrick Sung（前排右二）

2019年，王维斌回到了北大医学部的校园，带领研究生继续在DNA损伤修复领域深耕，但目光已经从博后阶段关注的同源重组机制投向了更广阔的领域，例如R-环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G四链体结构的形成加工机制研究等等，短短四年时间已有包括Nature Communications、Molecular Cell、Cell Reports、STAR Protocols等在内的数篇重要研究论文发表。这些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在接受Cell Reports杂志的采访时，王维斌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积极、更有进取心的人”。这份热情注定将在北大医学土地上结出更多的硕果。

王维斌接受Cell Reports杂志的问答专访

师者传承：从树人到治学

对于科研者来说，前行的道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在北大医学攻读研究生期间，王维斌遇上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硕士导师张晓伟与博士导师童坦君。2008年，王维斌初入师门，张晓伟将母亲般的关怀带给了每个研究生，师生关系既轻松又温暖。在生活上，她事无巨细地替学生们着想，一件羽绒服、一个行李箱，一举一动春风化雨般无声呵护着每个同学。在科研方面，张晓伟的培养则使王维斌建立了最初的科研思维，在张晓伟的指导下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工作。他非常感慨：“我最后能够对科研这么感兴趣，乃至选择科研作为事业，一定离不开硕士阶段张老师对我的培养。”

王维斌和张晓伟（上）、童坦君合影

如果说张晓伟是一位慈母般的领路人，那么童坦君则是一位如苍松翠柏般的标杆，屹立在每位学生心间。在王维斌读书期间，童坦君已是古稀高龄，却仍然每天坚持同夫人一起来到实验室，堪称北大医学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如其名，在王维斌心里，童坦君永远那么温文尔雅，谦逊坦荡。即便有时需要指出学生的某些错误，童坦君也只是用一种从容温和而坚定有力的声音，与学生们探讨、辩论。“童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的一批学者，那个年代没有CNS、没有‘大子刊’的说法，但从今天的视角看，现在关于衰老的研究都是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毫无疑问是中国衰老领域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从两位导师的身上，王维斌学到的远不只是实验技术，更有治学的严谨态度、对科研纯粹的热爱。少年时治病救人的纯粹梦想，在恩师的浇灌下生根发芽、蓬勃生长，纵使没有成为一位临床医生，在科学研究的路上，王维斌用另一种更加基础的方式，为现代医学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而现在，当归国的王维斌也成了一名老师，这份热爱正毫无保留地被他传递给更多的学生——无论是在本科生的教学课堂上，还是对研究生的课题指导，他将自己多年间积累的知识经验，悉数融入了字字句句的讲授里。

王维斌参与了医学部整整七门课程的教学，除了放射医学系开设的两门专业课“放射生物学”“电离辐射危害与防护”，他还参与了多门联合开设的课程的讲授，例如训练基本科研素养的“科研思维训练”“文献精读与写作”，以及介绍领域前沿进展的“肿瘤侵袭与转移”“基因编辑技术”等。这些课既有面向140人的科普性质的讲座，也有开给10人左右的小型专业研讨班。在面对本科生时，他竭力展现全面的科研画卷，力求培养学生们广泛的兴趣，鼓励他们多问多想，哪怕只是浅层次的问题；而面对研究生，他又会引导他们深入挖掘自己的兴趣，向更深刻的问题进军。

“作为一个老师，当被学生围住问问题时，或是课堂上他们翘首怀着对知识的渴求盯着你看时，那一刻是很满足的。”说到这，王维斌似乎又看见了台下一双双眼睛，带着蓬勃的朝气和求知的热情，目不转睛地望向他。

走下讲台，回到中心实验楼，王维斌又要承担起指导研究生进行科研的重任。作为导师，对每一位新进组的学生，王维斌都会对他们提出自己的期待：一要多多交流，二要谨慎仔细，三要独立自主。他希望学生们能有严谨治学的态度、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希望他们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这些期待背后，是王维斌自己在多年的科研之路摸索总结的经验之谈。实验道路上难免坎坷艰辛，王维斌分享着学生们的压力、焦虑，也在柳暗花明之时喜悦着学生们的喜悦。

从童坦君、张晓伟，到王维斌这一代青年学者，再到如今正在努力成长的学生们，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传承着北大人的精神风骨，书写着北大学者的新篇章。

燕归时分：带来的，接过的，留下的

近年来，国内优秀的科研环境吸引了一大批国外的青年学者回归故土，这与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密不可分。对王维斌来说，归国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他怀念亲人朋友，也看到了国内对青年学者科研工作的鼎力支持，因此结束博后的工作后，他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王维斌在实验室工作

王维斌（前排右一）课题组培养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张涛，前排右二）

实际上，王维斌并不是北大唯一研究癌症分子机制的学者。在他决定回国时，国内、校内不乏一些优秀的领域同行，这甚至使他一度没有期待能在校内找到独立的研究员岗位。然而在与其他老师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研究有着校内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特点：相比于从细胞层面上探索损伤修复机理的学者，王维斌在国外接受的科研训练更富有生化特色，擅长从更底层、更深入的角度揭示生命过程的本质，而这正是损伤修复领域看重的。带着这套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研究手段，王维斌还是尝试了独立PI职位的申请，而他的特色赢得了北大医学的认可，最终成功加入了基础医学院。

面对归来故土的青年，北大从不吝啬于敞开怀抱。不拘一格“引”人才，引的既是技术、能力、经验，也是背景、思路、眼界。凡有所成，北大都乐意提供广阔的舞台，让归来的青年学者充分发挥所长，把远渡重洋期间接受的新想法、建立的新体系融入北大的科研沃土之中。这些新鲜血液注定为北大带来源源不竭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互动与交融中，“燕归来”的意义便闪烁其间。

归来之后，王维斌一方面心系科研教学，带领学生继续深耕；另一方面也注重于抽出时间参与学生工作，并在近两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谈起入党的历程，王维斌笑着说：“这是段颇为曲折的经历，我把这视为党组织对我的考验”。早在高中时期，王维斌就已经萌发入党的愿望，却因年龄不够作罢；本科时，他积极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定期完成思想汇报，无奈名额有限，未能如愿；研究生期间更是几经辗转，硕士期间因为未确定读博的去向搁置，博士期间甚至已经到了流程的最后一步，但因博后的规划又遗憾停滞。

2019年回国之后，入党自然而然地在王维斌心里再一次被提上了议程，对他来说，这就像人生中“到了一定的阶段自然需要完成的事情”。疫情期间，在大大小小的防疫保卫战中，一大批北大医学附属医院的青年党员都毫不犹豫地冲锋在第一线，给王维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心里，这些党员无论在科研学术、专业素养方面都是同辈中的领军人，这也促使他即便已经参加工作，也仍坚定不移要完成学生时代的梦想，来向这些优秀的人靠拢。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会纯粹地受利益驱使去做决定，而是首先想到其他人，想到人民和国家。在遇到问题时，能把自己的利益排在什么位置，是我觉得区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与普通人之间的重要标准。”

在多年的求学和科研生涯里，王维斌早已开始用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以党员的坚定信念，心怀人民群众，直面科研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科研的同时，他又投身于党的活动中奉献自我，为后辈、为民众做己所能及的事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红色教育活动，曾被评为北大医学“青年岗位能手”。

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王维斌步履不停，从北大医学到耶鲁，再到回归故园；从微纳之间的DNA分子出发，助力于构建人类抗击癌症的大厦。兀兀穷年的努力，终将汇成汹涌江河，闪烁人类文明的波光一路向前。

(本文系北京市科协科学传播共同体项目支持)

专题链接：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