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1913—2001）

周一良先生是bob登陆网站 历史系的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很突出。周一良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在大学里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依一般的看法，二位先生一个在东方学系，一个在历史系，专业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实际的情况是，两位先生的研究，很多地方相互关联。而且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让两位先生在研究上相互关联、相互注意的，大多是一些近代东方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或者关键节点。

1979年秋，我有幸考入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bob登陆网站 合办的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季羡林先生，从此在燕园学习和工作，直到今天。也很有幸的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直到周先生去世，我跟周先生一直有不少往来，大多是请教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有时也随意地谈谈其他的事。1987年5月，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周先生是论文的评阅人之一，正式答辩时，又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周先生在燕东园的家，是我不时要去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周先生去世前，我在北大，最亲近和接触最多的师长，第一是季先生，第二就应该是周先生了。

1993年，作者与诸位先生在海淀长征食堂的合影 （前排左起：吴组缃，邓广铭；后排左起：季羡林，林庚，周一良，王邦维，陈贻焮）

 作者与周一良先生合影，1990年代末

1995年8月7日上午，周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当天下午，我就去了燕东园。进周先生家，坐下后，周先生说：“我有一些以前在美国买的书，讲佛教或是印度，都是外文的。我现在要搬家了，这些书对我现在也没多大用了。你可能还有用，就给你吧。今天你就拿走。”书已经准备好，一堆，放在周先生身边。我一时真是既惊且喜。此前周先生每出一种书，就会给我，但周先生几十年前在美国买的专业外文书，现在也要给我，是我没想到的好事，我能不高兴吗？

下面我把这些书列出来，同时对书的情况稍作说明。书的排列依书中周先生记载的买书时间为序。

1. 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 作者Hermann Oldenberg, Stuttgart und Berlin, 1914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购自纽约，记于剑桥”。

这是19世纪末欧洲佛教研究的一部名著。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研究梵文巴利文文献及佛教历史，以校订和研究巴利文律藏最为著称。他的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881年，其后多次重印。书中的材料，主要取自巴利文献，堪称那个时代佛教研究的经典之作。周先生购买的，已经是1914年在斯图加特和柏林的第6次重印版了。周先生买的应该是旧书，因为封面下方贴有小签，看起来像是纽约的一家书店的签条。书中有许多铅笔画的重点线，不知是此前的读者还是周先生划出的。

2.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作者Hendrik Kern,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III. Band, 8. Heft（第三组第8本），Strassburg，1896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从纽约Steckert书店买到，记于剑桥”。

这是19世纪末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印度学研究的一套丛书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及古代研究”）的一种。丛书由德国学者G. Bühler主编，学术水准很高，在当时的印度学界很有名。丛书的英文名则是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丛书前后二十多年间出版了大概三十多种。书的出版地是施特拉斯堡，当时属于德国。书的作者是Hendrik Kern（1833—1917），荷兰人，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印度学和东方学的学者之一。上个世纪在莱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所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Kern的这部书也是当时研究佛教的一部名著。

3. Recht und Sitte, 作者Julius Jolly,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的一种，II. Band, 8. Heft，Strassburg，1896

无题记。

封面已掉，或许有过题记，现在看不到了。这也是“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及古代研究”的一种，因此与前一本书放在一起。

4. Aspec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īnayāna, 作者NalinakshaDutt, London, 1930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日从伦敦买到，记于剑桥”。

这是印度学者NalinakshaDutt的著作。集中讨论印度的大乘佛教，这是最早的西文著作之一。当时欧洲研究佛教的权威，比利时根特大学的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教授为这部书写了前言。NalinakshaDutt的著作很多，研究佛教，也研究佛教梵文文献。他是最早参与整理三十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发现的梵文写本佛经的学者之一。

5.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作者Har Dayal, London, 1932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从伦敦买到，记于剑桥”。

这也是印度学者的著作，也是讨论印度大乘佛教，重点是根据佛教梵文文献讨论大乘佛教菩萨的观念。

6. 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0

扉页题记：“周一良，三十三年十月三日买于剑桥”。

这是为哈佛大学的Wales讲座教授Charles Lanman（1850—1941）出版的纪念文集。Wales讲席专门为梵文教学所设立。Lanman在哈佛任教多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俞大维、陈寅恪和汤用彤等都跟随过他学习梵文和印度学课程。

7. Early Buddhist Monachism, 600 B.C.-100 B.C., 作者Sukumar Dutt, London, 1924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从纽约买到，记于剑桥”。

这也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研究印度佛教寺院制度的西文著作中，这是最早的著作之一。

8. The Jataka-Mala, Stories of Buddha’s Former Incarnations, otherwise entitled Bodhisattva-Avadāna-Mālā, by Ārya-Çūra, critically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by Dr. Hendrik Kern, 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One, 1943

扉页题记：“三十五年二月买于哈佛合作社”。

这是“哈佛东方丛书”的第一种。Charles Lanman教授是“哈佛东方丛书”的发起人，也是丛书最早的主编。书名在封面上印作Jataka-Mala，但这仅仅是封面，书中还是印作Jātaka-Mālā，正文全部使用天城体。Jātaka-Mālā是著名的梵文佛教经典，校订者Kern，荷兰人，是更早时代欧洲最有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也是前面那本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的作者。书中Kern的前言写于1890年。列入“哈佛东方丛书”后，第一次印刷是在1891年。周先生的书是第三次重印，离Kern写前言已经五十多年了。

9. Bhagavad Gītā,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 Volume I, Text and Translation, 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Thirty-Ei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买于剑桥”。

这是“哈佛东方丛书”的第38种。Bhagavad Gītā即《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翻译和解读者Franklin Edgerton也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梵文学者，我下面还要提到。

10. Bhagavad Gītā,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 Volume II, Interpretation of Bhagavad Gītā and “The Song Celestial” by Sir Edwin Arnold, 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Thirty-N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这是前书的第二册，因此扉页没有题记。序号接上，编为“哈佛东方丛书”第39种。

11. Wei Shih Er Shih Lun, The Treatise in Twenty Stanzas on Representation-only by Vasubandh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suan Tsang（玄奘）, Tripiṭaka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by Clarence H. Hamilton,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13,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38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卅五年七月从新港买到”。

这是玄奘翻译的《唯识二十论》的英译。译者为美国学者，汉名韩穆敦。《唯识二十论》是印度中世纪佛教大师世亲的著作，也是佛教瑜伽行派最根本的经典之一。这本书是美国东方学会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丛书”的第13种。

周先生此处提到的“新港”，今一般译为“纽黑文”，在康涅狄格州，是耶鲁大学所在之地。在记载有购买时间的书中，这一种，加上前面所列的两种，时间最晚，几乎已经到了周先生离开哈佛回国的前夕。

周一良大学毕业，1935年

以下还有5种，周先生没有记下买书的时间和地点，但从书的内容以及出版年代推测，买书的时间应该与以上列出的书大体一致。

12.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Oxford, 1886

扉页题记：“一良读过”。

这是《法显传》的英译本，译者James Legge（理雅各，1815—1897）。《法显传》往往又被称为《佛国记》，Legge使用的是后一个书名。英译根据的是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由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Legge。重刻本的底本，则是高丽藏本。在Legge的译本出版前，《法显传》已经有一个法译本，两个英译本，Legge的是第三个英译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就是Legge的这个译本。

在周先生送我的书中，这部书出版年代最早，而且是原版，至今已经136年，大致可以归入珍本的行列。

13. The Vaiśeṣika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Daśapadārtha-Śāstra: Chinese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H. UI,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7

无题记。

这是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胜论派的经典《胜宗十句义论》，论师慧月造，唐代玄奘翻译为汉文。梵本今已不存，日本学者宇井伯寿（Ui Hakuju，1882—1963）因此把玄奘的汉译本翻译为英文，加上他自己的研究，供研究印度哲学的学者使用。宇井伯寿的这一工作，为当时欧洲的印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材料。宇井伯寿是上个世纪前期日本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的一位著名人物。民初以来中国的佛教学研究，很多地方受到他的影响。

14. Daśabhūmikasūtra et Bodhisattvabhūmi, 作者Dr. J. Rahder, Paris-Louvain, 1926

无题记。

这是依据《十地经》讨论菩萨十地的著作，作者为荷兰学者。

15. Sanskrit Historical Phonology, A Simplified Outline for the Use of Beginners in Sanskrit, 作者Franklin Edgerton

扉页题记：“周一良”。

这是《美国东方学会学报》出版的一种增印本（Supplement），标为第5号，出版时间是1946年。书很薄，仅仅31页，只能说是一本小册子。周先生1946年8月离开哈佛，启程回国。这时这本书刚出版，是很新的出版物了。

Edgerton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主要研究梵语，尤其是佛教梵语，他自己或者说当时一般称作佛教混合梵语。Edgerton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在1953年出版了一套两大册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上册为Grammar，下册为Dictionary。这套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梵语和印度中世语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周先生买到这个小册子的时候，Edgerton的那两册大书还未出版，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后来出版的大书的前奏。

有意思的还有，季羡林先生1956年发表过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接着在1958年又发表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先生在写第一篇文章时，没有见到Edgerton的Grammar与Dictionary。但季先生在写后一篇文章时，就见到了Edgerton的书。Edgerton在Grammar中引用到季先生四十年代在德国发表的两篇论文。一些问题上，Edgerton与季先生意见不一致。季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对Edgerton做了言辞颇为激烈的批评。

16. Alphabetic List of the Titles of Work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Tripiṭaka, being an Index to BunyiuNanjio’s Catalogue and to the 1905 Kioto Reprint of the Buddhist Canon, Prepared by E. Denison Ross, Calcutta, 1910

扉页题记：“一良藏书”。

但笔迹与早期的笔迹明显有差异，更像是晚年的笔迹。

这是对照著名的南条文雄目录以及京都1905年印佛藏所编出的一部依拉丁字母排序的佛藏目录。

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前后接近七年，这是他一生求学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依周先生自己的讲述，他到哈佛学习，当时是由燕京大学派出，身份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助生。燕京大学最初为他在哈佛设定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他到哈佛后，自己要求调整为日本语言文学和梵文。对于日语和日本文学，周先生原来就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没有感觉到任何困难。梵文的学习则是从头开始。后一项课程的开设，不在远东语言系，而在印度语文学系。周先生讲，他在梵文的学习方面，花的气力颇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拼了命”的。

周先生当时的梵文老师，是Walter Clark教授。Walter Clark（1881—1960）是Charles Lanman的学生，Lanman退休后，1927年，他接下了哈佛梵文教授，也就是一般所称的Wales Professor的位置。1920年，陈寅恪在哈佛，学习梵文，老师就是Lanman。这种情形，颇似当年季羡林先生到德国学习，老师是Ernst Waldschmidt，Waldschmidt的老师，是Heinrich Lüders。季先生在清华上过陈寅恪先生的课。陈先生更早时候在柏林学习梵文，老师正是Lüders。

我以为，上面列举的那些书，虽然数量不多，留存下来，其间也不排除有某些偶然的因素。周先生在哈佛学习，读过的书，数量当然会大大多于上面列举出来的这些。他当时在美国购买的西文书，也未必就只是他送我的那16种。但我手里的这16种书，他带回了中国，并且细心保存了几十年，最后才送给我，足见周先生对这些书是重视的。这些书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反映周先生当年在哈佛学习和做研究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由此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周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学术经历和赖以成就的大的学术背景。

从这些书的性质和内容，结合已经知道的周先生在哈佛学习时其他的情况，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周先生当时在学术上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一、欧洲基本的印度学与佛教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例如上面列出的Hermann Oldenberg的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Hendrik Kern的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这两种书，周先生买得最早，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了解学科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二、他同时还关心当时佛教研究中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例如大小乘与部派的性质、佛教寺院的规制。例如上面列出的Nalinaksha Dutt的Aspec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īnayāna，Har Dayal的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Sukumar Dutt的Early Buddhist Monachism。

第三、关注佛教的语言和梵汉佛典的翻译问题。例如上面列出的Hendrik Kern的The Jataka-Mala, Stories of Buddha’s Former Incarnations, otherwise entitled Bodhisattva-Avadāna-Mālā, by Ārya- Çūra，Clarence H. Hamilton翻译和研究《唯识二十论》，宇井伯寿翻译和研究的《胜宗十句义论》，J. Rahder依据汉译的《十地经》讨论菩萨十地的著作，以及Franklin Edgerton的Sanskrit Historical Phonology。

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周先生归国以后最初三年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1947年发表的《翻译佛典中的两个虚字》《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1948年发表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与译者》等。

当然，很清楚的还有一点：这些书，与周先生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大多都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周先生在哈佛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antrism in China（《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涉及的是一个典型的既与印度相关，更与中国相关的佛教史研究的题目。即使后来周先生几乎完全放弃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关心。周先生在国际学术界最初的名声和影响，实际上就由此而生。我去周先生家，跟周先生谈的，大多也是这类的话题。对于佛教研究，周先生即使是在晚年，仍然保留有一定的兴趣。

以上是周一良先生在哈佛购买的西文书的大的背景情况。

除了以上16种书以外，那天周先生送我的书，还有另外的两种，出版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虽不是他在哈佛时所买，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书。

17.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 au X Siècle, 作者Jacques Gernet, École Françaised’Extrême-orient, Saigon, 1956

扉页题记：“法国日和耐教授见赠于巴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良记”。

日和耐即谢和耐（1921—2018）。这也是西方研究佛教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关系的一部名著，出版以后，极得好评。1956年9月2日到8日，周先生与时任bob登陆网站 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还有夏鼐、张芝联一起，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谢和耐的书，这时刚出版，估计此时谢和耐也是刚拿到书不久，就送给了周先生。

18.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作者Erik Zürcher, Leiden, E. J. Brill, 1959

书分两册，第一册是正文，封面题记：“周一良，一九五九年六月收到”。第二册是附录，包括注、文献目录和索引，扉页题记：“荷兰徐利和先生见寄，一良记于北大，一九五九年六月”。

徐利和即荷兰学者许理和（1928—2008）。这部书也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名著。周先生认识许理和，估计应该是在1955年8月莱顿举行的第八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或者也包括次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1955年和1956年许理和见到周先生时，博士还未毕业。1959年他博士毕业，这部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书出版后立即就寄给了周先生。

周先生在题记中把“许理和”称作“徐利和”，可能说明，当时许理和的汉名还没有完全定型。

周先生收到许理和的书后，确实也认真读了。现在的书中，有周先生阅读时写在书上的一些批语。在160页与161页之间至今还夹有三页打字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有周先生读书时做的笔记，认为许理和书中对原文的翻译有些部分值得改正。笔记一共20条。

与周先生送我的许理和的这部书有关，还有一点故事可以补充。1996年12月，我从德国到莱顿，参加一个关于安世高的研讨会。会结束后，12月21日，星期六，也是冬至日，家住莱顿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教授，开车带我去看许理和。许理和早已退休，住在离莱顿不远的一处乡下。见到许理和，谈话中我说：“Zürcher先生，我读过您的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您三十多年前送给周一良先生的那本书，三十多年后，周先生送给我了。”许理和一听，很高兴，告诉我，这本书不久前翻译成了日文，刚在日本出版。他立即拿出一本日译本，签上名，送给了我，还说，日译者在翻译时跟他商量过，与过去的英文本比较，有新的修改和增补。日译本出版的时间是1995年，面世不过刚一年。

许理和送我这本书的日译本，是我事前没想到的，真让我惊喜异常。

许理和是学术前辈，也是世界有名的学者。我有幸见到他，同时还有幸得到他的赠书。但如果最早没有周先生送书给我，大概许理和也不会想到送我书。天下的人与事，其间的因缘，想起来实在是很奇妙。

（作者王邦维 系bob登陆网站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链接：王邦维｜记周一良先生所赠西文藏书 （原文载于《文汇报》2023年1月7日“文汇学人”副刊）